人们总是强调优生的问题，却忘了优死也是一个人的选择。

从老郑的安然“赴死”了解生前预嘱

最近几日，家住青岛的老郑心里颇为坦然，尽管他的肺癌已经到了TNM四期，但言谈举止之间还是表露出了一丝丝的欣喜，他告诉记者，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要和妻子去海南三亚度度老年蜜月，生病后总是忙于在各大医院穿梭看病了，竟忘记去发现生活中的美，等最后时刻，他再住进深圳的医院，静静地感受死亡。

这是新修订的医疗条例在深圳确立之后老郑做出的新选择。

这半年来，他的身体受到了疾病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开了一次胸，进过一次ICU，癌痛遍布全身，时常让他坐立不安，双手发颤，恨不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大哭一场才能消弥了这种痛苦，他打趣地说，本以为小时候被父亲用竹板打屁股的疼痛就已经刻骨铭心了，没想到疾病给我带来的疼痛要甚之百倍，这是绝症，我也受够了，既然深圳试行了生前预嘱的法案，等我到了那一步，我就去深圳安然“赴死”，不要抢救，不要给我插气管，让我体体面面地躺在我妻子的怀里，这样也不会给照顾我的医务人员增加法律风险，多好呀。

是的，这多好呀，事实上，自从6月23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之后，在一些重症社群里，有很多身患绝症的患者和年轻人表达了想要生前预嘱的想法。

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这款条例的具体内容：

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将生前预嘱纳入法律体系，此前该提案在深圳已经酝酿了一年，终于在近日付诸行动。

那到底什么是生前预嘱呢？生前预嘱是指患者在意识清楚、具有决定及表达能力时，预先对失去表达能力时想要进行的医疗救治手段的一种提前指示，其实这个概念是由西方传入我国，1976年8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通过一项《自然死亡法案》，成为第一个建立生前预嘱法律的地区，此后该概念便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  

提到生前预嘱，那就不得不再提一下安宁疗护和尊严死两个概念。 

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可以说，事先立下预嘱就是为了临终时的安宁疗护。 

但是，这里要把尊严死和安乐死做一下区别。“尊严死”重视生命，并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能够解除病人痛苦和不适症状，体面地离开人世，而安乐死则是一种主动致死的行为，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定义，安乐死亦称仁慈杀戮（mercy killing）即无痛地杀死或通过不给予或撤销维生措施使患者死亡的行动或实践，如果由患者自己操作通常被认为是自杀，如果由他人操作则通常被认为是谋杀，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万万不可将其混为一谈。 

”

把临终抢救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再折腾虚弱的生命

很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等到自己走到生命的终点，躺在冷冰冰的ICU里，要不要花费很多钱使用冰冷冷的各种创伤性机器来维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的生命呢？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话题，毕竟能够自然衰老而亡的幸运儿太少太少了，大部分人都是带着病痛走完人生的最后一里路，我们成为不了幸运儿。

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从事于生前预嘱推广的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主席，同时也是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医生的李瑛这样说道，对于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生命支持治疗医疗服务只能延缓其痛苦的濒死期，这对于治疗病人的原发病或恢复生命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治疗本身会产生很大痛苦和高昂的治疗费用，此外，患者常常在ICU过世，他们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在人生最后关头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常常无法和亲友见上最后一面。

诚然，对于濒死期的病人，强行增加痛苦将患者留在人世，只为多活一段没有任何生命质量的时间，这真的有意义吗？

李瑛向我们讲述了一例她之前遇到的病例。

那是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生前预嘱，知晓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便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李瑛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属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患者的心里也不再感到害怕，内心反而十分宁静，正如患者所说：

“我会穿着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你们不要悲伤，我只是提前探路去了，好好保重身体，再见时咱们还是一家人。”

但，不是所有的家属都是那么开明，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忌讳谈论死亡，并且注重孝义，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不得不坚持对亲人进行无谓的创伤性抢救，如果不抢救进而终止治疗，家属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负罪感，认为是他们亲手杀了自己的亲人，这种观念很难改变，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网易新闻曾报道过一则新闻，一名高龄老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从六十七岁开始每年要住三次院，一次在医院要待三个月，当其各个系统的器官发生了衰竭时，家属不顾老人的意愿，最终决定将老人送进ICU来维持生命。在ICU的每一天，老人靠着各种仪器维持着心脏的跳动，饱受折磨，拼尽全力才向医护人员要来了纸和笔，写下了令人心酸落泪的句子：让我死吧！

倘若老人知道生前预嘱，并能得到家属的理解，把临终抢救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

有人会问，进行生前预嘱需要注意些什么以及如何与家属沟通？李瑛建议到，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彼此充分尊重谅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另外，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就在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陈作兵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无比灿烂的全家福。

最后，陈作兵的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父亲走了，陈作兵的手机却被打爆了。

“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关于大众对生前预嘱的几个疑问

生前预嘱在深圳立法之后，得到了不少群众的赞许，但也有不少人表示了担忧。

有很多人在官方平台留言问道，如果立下了生前预嘱，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医生会不会放弃治疗？

针对这个问题，李瑛回答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后，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另外，还有一些人表达了疑惑，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对此，李瑛这样说道，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可以避免患者的痛苦，那么还是需要这些措施的。

总而言之，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还有一些医生留言询问到，按照病人意愿进行安宁疗护，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北京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毛云峰律师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医生的决策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随时可能产生巨大的法律风险，最严重甚至可能面临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刑事控诉的风险。但是通过立法，能够保障签署人的意愿得到执行，也有效降低医生的职业风险，当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后，医务人员便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做出既合法，又合乎职业伦理、尊重生命的尊严选择。

至此，大众心中的诸多疑惑才慢慢消解。

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

生前预嘱路漫漫其修远兮

深圳有幸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生前预嘱的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但在深圳之外，大部分医生和患者面临的仍然是空白。

但好在，深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据统计，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注册的人数仅在 5 万人左右，实际填写的生前预嘱文本总数仅 2 万份，不少医生都表示，在临床中并未遇到过立下生前预嘱的患者。

或许，我们需要时间来慢慢了解生前预嘱这种新鲜的事物，在了解这种概念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不少收获，至少我们懂得了人的死亡是一种自然而又坦然的过程，这足以令你我面对死亡时内心能够感到宁静，不是吗？

来源 | 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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